3 如何获利？地方政府面临GDP考核压力
遗址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应该两全其美
“罗马人懂得一根柱子倒了，是不能扶起来的，因为这是时间老人和历史巨人的行为。如果扶起来，修补好，历史时间随即消失。谁敢去改动历史？”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遗址公园化的倾向是对历史文化的破坏：“近年来，一种有害于文化遗存的做法正在相效成风，这就是：遗址公园化。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混同着低俗的审美，正在把一个个遗址变成俗不可耐的公园。一旦文化服从了经济，以经济为目的，则必按照商业规律来改造自己。”
2009年6月，国家文物局和杭州市在良渚举办“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中国考古界在此提出“大遗址保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良渚共识》。
“大遗址保护有三种形式，一种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四有’保护，一种是制定保护规划，纳入城乡建设发展规划。第三种建设国家遗址公园。国家遗址公园尽管不是保护大遗址的最好方式，却是目前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一直以来，各地的考古遗址保护工作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鉴，这也导致很多考古遗址受到保护性破坏。”张忠培说。“但是建设遗址公园，不等于将遗址公园化。大明宫建设方式违背了国家遗址公园的初衷，是错误的。”
“目前，大多数地方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层面。”9月6日，“中国石家庄·正定古城文化保护论坛”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严肃指出，珍惜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绝非只是出于文物工作者的个人爱好，更不是因为这是赚钱的品牌和古董，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和珍惜我们民族的历史，保护、珍惜人民群众的心理归属和情感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精神层面。丢失了文化遗产，我们就会心无所依，怅然若失，难以找到回家的路。”
也是在此次论坛上，“曲江模式”，再次受到文保专家的“炮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将“曲江模式”形容为：挂着文物的“羊头”，卖房地产的“狗肉”。“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官员来说，‘曲江模式’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能否抑制追求短期利益的冲动，将是中国文化遗产能否走上科学保护之路的关键之一。”
应该警惕的是，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建设热潮之后，在发展文化产业园区的大纛下，又一轮大规模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浪潮在推进，在这股愈演愈烈的浪潮背后，是终将祸及百姓的地产图谋。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初期以投入为主，收益可能慢慢才能显现，地方政府可能会因此面临巨大的GDP考核压力。由于一些地方官员任期较短，急于在任期内有所表现，受难以抑制的“GDP冲动”驱使，在古城的开发中表现得急于求成。江苏某市一位文物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在当前“经济城市”发展模式和政绩考核体系下，为了古城保护，城市的GDP排名落后，市委书记、市长每次到省里开会都很难受。在国际上因古城保护获得最多赞誉的城市，往往是因GDP排名落后而屡屡被批评的城市。一热一冷之间，地方政府的日子很是难过，“如果领导没有定力，他可能会很彷徨。”他说。
保护文化遗产要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在国际上，早期由国家组织实施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最先考虑的基本上都是社会效益。政府设立机构，制定法律规章，投入保护资金。开始时阻力很大，但数十年后，人们发现当初对文化遗产保护花力气大的地方，正是今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好的地方，是生产力发展最有效、最持久的地方。
历史文化遗产在经济建设中被毁坏，曾是许多国家的“伤心史”，英国建筑专家委员会统计，英国仅20世纪70年代旧区改造所造成的建筑破坏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比战争还严重的破坏令全世界痛定思痛，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重蹈着这些国家的覆辙。”舒乙说。
曾有人问：“在一个城市中，当你看不到500年前的影子，看不到100年前的影子，甚至连50年前的影子都找不到时，你会不会感到恐慌？”这些问题或许不难回答。关键在于，遗址在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后，如何平衡考古、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如何用刚性的制度来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在鳞次栉比的城市更新浪潮中为历史留下足够的印迹。